父亲离开我们15年了。他走的时候，穿的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。
从深黄穿到浅黄，再穿到泛白，衣领上永远衬着白领巾，风纪扣永远系到最顶上。扣子是黄色的，刻着“八一”二字。衣服穿坏了，他不许扔，要把扣子剪下来缝到新衣上。他说：“八一扣子，不能丢。”换衣服不能换扣子。这件穿坏了，扣子要剪下来，一颗颗钉到下一件衣服上。他始终穿着有“八一”扣子的衣服。没有领章，没有帽徽，不扎武装带，但那排刻着“八一”的扣子，永远在他胸前。那是他默默地对自己说的一句话：我还是个军人。
他随身带着针线包，扣子松了就钉，破了就补。那是军队养成的习惯——自己的事自己打理，一辈子如此。
他的被子，从来叠得有棱有角，那是军人的“行李”。他的书籍、文案，摆放得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，不许别人随意翻动。那些习惯，跟了他一辈子。
我的父亲——沈彪，原名沈殿爵，字尧臣。父亲说，这是满腹经纶的外祖父给他起的名字，包含了深深的寓意：希望外孙成大器，经世济国。1922年6月生于河北故城，祖父是私塾先生。如果没有1937年那一声炮响，他也许会做一个教书先生。
父亲自幼聪慧。4岁学珠算，5岁启蒙，从私塾到县里高小，他始终是名列榜首。班里最大的同学比他大十多岁，有的已经结婚，为考高小证当老师，可谁都考不过他。祖父曾打算卖两亩地，送他考北大。可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那年，父亲高小还没毕业，他背着父母主动参了军。1938年，16岁的他报考了抗日挺进军，那是一支国共合作的抗日队伍，共产党员郭鲁担任政治部主任。郭鲁见他瘦小，有些犹豫。是父亲慷慨激昂、掷地有声的一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打动了那位后来成为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的政治部主任，录取了他。他被分配到抗日挺进军武术营担任文书，之后又当过司书、书记长、政治宣传员等职，从此，他把自己坚定地交给了国家。
父亲后来多次跟我讲：“没去成抗大，是我终生一大憾事。”他的第一志愿是报考“抗大”，去延安，但因家中阻挠未能成行。可命运的错位，没有改变骨子里的底色。
第一次上战场，是“武术营血战日寇”。日寇有飞机、坦克、小钢炮、轻重机枪，刺刀都比我们的长。我军靠的是手榴弹、轻机枪和十几斤重的大刀。一仗打下来，赢了！可身边的战友太多倒下了。后来几仗，也几乎都是惨胜。父亲说，从那时起，他就立志：学军事，带兵打仗，收复失地。
1940年，他考入黄埔七分校十七期山东总队，后经夜行军穿过日寇封锁线，徒步到洛阳，再转火车到西安本部。三年的德式军事训练，一年的重兵器训练，熟悉、掌握了较全面的军事思想、军事理论和技能，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官。
1950年，父亲调任重庆林园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军事教员。因教学成绩显著，深受校长、主任和官兵好评。1952年至1953年，又调西南军区高干班任教三期。“高干班”，学员都是从战场归来的团长、师长级别的军官。教学中，他把黄埔的德式理论、苏联的大兵团作战思想教授学员，前线军官带回实战反馈，他再修订教案，理论到实践再充实理论，每循环一次，就向战场输送一批更优秀的指挥员。校长余秋里、政治部主任刘华清，都公开表彰了他，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高光时刻。
为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，解决新中国军事技术和装备落后的问题，1953年9月，毛主席提出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父亲所在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，他教授过的大部分学员和同事，三千多名官兵整建制转入哈军工，成为该校首批骨干力量，是哈军工最早的一批基石。父亲按组织要求，作为所在的训练部少数留守人员，继续培训赴朝作战的高级指挥官。
1955年，解放军首次授衔，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，那是他一生最珍视的荣耀。1961年，他已转业三年，还特意穿着那身军装，扎上武装带，到照相馆拍了张照片留念。那是他最爱的照片，翻拍了无数次，送给亲友，题上日期，叮嘱留存。
1958年，国家进入建设时期，父亲响应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号召，随十万转业军官，挺进北大荒，来到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，后调鹤岗矿务局工作。
1961年父亲身穿戎装在鹤岗照相馆留念，这是进军北大荒三周年！
脱下军装，他依然是个军人。 晚年的父亲，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没有领章帽徽，走路依然雄赳赳气昂昂。八九十岁，腰不驼背不弯，走在路上，远远一看——那就是个军人。
父亲喜欢唱歌，大多是“红歌”。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……”这是退休赋闲的父亲经常唱的歌——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。他唱出了雄壮、嘹亮、勇往直前的气势，那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军号声。
父亲晚年还有一个习惯。他总爱把过去的老照片翻拍，尤其是在重庆步校时的留影，翻拍的最多。父亲指挥军事演习训练，只见他手拿小红旗，仿佛听到一声令下，战士们瞄准目标，迫击炮齐声发射。相同的照片洗若干张，然后坐在那儿一张张题字——时间、地点、缘由、人员、事件等工工整整写在照片背面。如果是集体照，他会把所有人的名字按前后排对应上，竖着排版，像排兵布阵一样，一丝不苟。然后写上“赠给某某惠存”；写给我的，是“赠给我亲爱的女儿永存”。看到“永存”两个字，心里忽然有一丝悲凉。刚开始我不理解，但也没有去多想——父亲那时才七十多岁，精神矍铄，腰板挺直，每天读书、写字、练剑、回复战友的信件，我从没想到他会离开。
今天，那些照片真的成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。每次翻看，物是人非，泪水禁不住滑落。现在我才懂：“永存”这两个字的分量——那是生人在作死别呀。
1996年，鹤岗市一个叫侯金鹏的学生考上清华大学，家里困难，父亲用他那时一个月300多元的工资，捐款助学500元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看到人民解放军奋勇救灾和四川灾民的苦难，他和母亲含泪捐了22000元——他感恩四川人民，感念军人的责任，再次印证了他那16岁就刻进骨子里的话：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
2011年6月，父亲走了。去世前，父亲反复交代：“我走的时候，穿我的军装，我不穿别的。”他走的那天，按他的遗愿给他穿上他那身军装。墓碑上，是那张中尉军衔的戎装照——大盖帽，扎着武装带，目光如炬，威风凛凛，风纪扣系到最顶上。
父亲长眠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福寿园公墓，父亲留下的除了几颗泛黄的“八一扣子”，还有一句话：“军人，不是穿了一身衣服，是长了一身骨头。”
今天，在八·一建军节到来之际，军旗猎猎，迎风飘扬。我想起他穿着那身泛白的旧军装，英姿挺拔走在路上的背影，和那几颗还珍藏在家里、刻着“八一”字样的纽扣——想起他说的，“八一扣子不能丢”。是的，不能丢。那是和父亲一样军人的军魂，是国家强大的保障和基石。